【深度】韩国海警枪杀中国渔民 中国渔民在海上还能走多远？

当对方执法人员越来越情绪化，越来越粗暴野蛮处理事态的时候，中国渔民，他们还能在这片蔚蓝色的海域上行走多远?

中国食品网讯：

　　

 

资料图：渔民凉晒的鱼

　　他们是蓝色国土的耕作者，大海是他们的谋生之源;他们奔波于中国海洋领土的最前沿，出海捕鱼，客观上也是在身体力行地保护着祖国的海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隐忍或承受各种争议，然后继续在周边国家的围堵中游走。

　　随着最近因捕鱼遭遇海盗绑架和外交风波频率的增多，他们忽然之间就仿佛成为周边外交的燃爆点之一。当对方执法人员越来越情绪化，越来越粗暴野蛮处理事态的时候，中国渔民，他们还能在这片蔚蓝色的海域上行走多远?

　　漩涡中的中国渔民

　　在海洋资源有限和其他复杂的背景下，远洋捕捞正越来越频繁地成为周边外交的燃爆点

　　仿佛应了开渔季节的时令，在钓鱼岛撞船事件一周年之后，中国渔民的“多事之秋”又一次到来。

　　11月6日，日本长崎海岸警卫办公室称，一艘舷号为“浙岱渔04188”(排水量135吨)的中国渔船在长崎附近海域涉嫌非法捕鱼，中国渔民随即被扣押。3天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被扣的中方人员在缴纳罚金后，已被释放并直接返航。

　　就在此前半个月，韩国海洋警察署同样以“非法捕捞作业”为名扣押了3艘中国渔船和31名船员。

　　虽然这两起渔事案件如今相继画上句号，但背后所折射的，乃是中国渔民在生存之困与海外作业安全之痛中的真实写照。

　　掠夺式发展造成近海无鱼

　　我国大陆海岸线绵延18000公里，《洪湖水浪打浪》中的歌词“清早船儿去呀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曾被认为生动描述了中国老一辈渔民的生活景象。然而如今，从辽宁到山东，再到两广，沿海各地却纷纷出现“近海无鱼可打”的尴尬。

　　今年8月31日零时渤海休渔期结束后，有数百艘渔船驶入渤海，但等待他们的却是渔获量较往年减半的残酷现实。

　　由于年中康菲石油公司溢油事故的影响，渤海的境况似在外界意料之中。即使11月初，离事发时已过去5个月之久，但在渤海湾附近的沙滩上，油污留下的痕迹仍清晰可见。据当地渔民介绍，7月中旬时，渤海还曾出现长约2海里的巨大赤潮带。这对渤海中各类鱼虾的生存，无疑是一场灾难。

　　其实早在康菲漏油事故之前，已有学者对石化产业密集排列的渤海发出“渤海变死海”的警告，但海洋开发的步伐无法因当地对就业与税收的需求而减弱，渔民——成为人为破坏海洋生态环境后的直接牺牲品。

　　眼下，渤海一带的渔民有的干脆歇业，有的则开始考虑转战其他渔场。不过，与渤海渔场齐名的近海其他三大渔场：舟山渔场、南海沿岸渔场、北部湾渔场，情形亦不乐观。

　　在舟山，渔民捕捞愈走愈远，传统渔场已难以形成渔汛;在海南，近海渔类资源几近枯竭，当地渔民甚至用“守株待鱼”来形容生存的艰难;在广西，已从北部湾传统渔场撤回的渔船高达5000多艘，直接影响到了广西全区4.67万渔民的生计……

　　来自国内媒体的一份调查显示，近海环境“沦陷”是中国近岸开发普遍过度的“苦果”。其中，仅重工业化布局而言，从大西南出海口北部湾一直往北，“大码头、大化工、大钢铁、大电能”到处点火。广东、江苏、上海等地莫不在向石化工业区的目标大步迈进。

　　此外，在地方短期利益驱动下，正在形成对岸线盲目抢占、低值利用的局面，沿海港口发展和临港工业基本都是靠围填海形成。

　　多重掠夺式发展，令渔民“失海”问题日益严重。面对近海生存空间萎缩，中国渔民赴远洋捕捞成为突破的方向之一。

　　以山东威海市为例，当地也鼓励有条件的国营和民营捕捞企业到国外建立综合性远洋渔业基地。随着企业的发展，中国渔民的足迹逐渐深入到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等地。

　　争议海域的围追堵截

　　然而与此同时，周边诸国的渔民也将目光投向了远海。在争抢有限海洋资源的背景下，远洋捕捞因此不时成为周边外交的燃爆点。这种情形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争议海域，尤为显著。

　　今年10月，中国渔船在南海遭到菲律宾军方舰艇撞击。事后，中国要求菲律宾无条件归还渔民小艇，但菲律宾明确拒绝，其外长甚至对媒体宣称，事发“菲海域”，菲律宾政府无需就此向中国道歉，也不曾道歉。

　　同月，菲律宾媒体还刊发了题为“南沙中国渔民如惊弓之鸟”的社论，对中国渔民见到菲军舰的恐慌大加嘲讽。

　　菲律宾的傲慢态度引发了中国网友的愤怒，也使两国关系一度因中国渔船被撞一事蒙上阴影。

　　类似的事件也经常在中国渔民和越南军警间发生。媒体曾经披露的视频显示，中国渔民曾遭遇越南船舰追赶，甚至对方用机枪疯狂扫射中国渔船，有时逼得渔民们在船上下跪几十个小时。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介绍，中国渔民在争议海域受到他国非法侵扰时，对方执法人员往往用对“主权”问题“情绪化”的方式表达不满。不仅在菲律宾、越南，去年发生的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也是日方表达“情绪”的后果。对方执法人员的粗暴和蛮横，已成为威胁中国渔民人身安全的原因之一。

　　东海黄海上渔业纠纷频发

　　相形之下，中国渔民在东、黄海专属经济区制度下与韩日产生的涉外渔业事件，多涉及渔民的经济利益。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一国可对距其海岸线200海里(约370公里)的海域拥有经济专属权。中韩等国照此《公约》进行谈判之后，和别国以海域中间线划定了渔业线。

　　然而，中国渔民也由此丧失了韩国近岸和朝鲜海峡等地的传统渔区。在“近海无鱼”的生存危机下，有渔民不时跑到已划属韩国和朝鲜海域的渔场盗捕，使得普通的渔业纠纷事件有时也成为国民之间的“口水仗”。

　　就在10月下旬韩国释放扣押的中国渔民后，韩国媒体仍大肆炒作“应强硬对待中国渔民越境捕鱼”，并称中国在处理“中国渔民被日韩扣押时有分别”，“对韩国强硬对日本谨慎”。巨大的舆论压力下，韩国海警厅厅长已于11月13日声称，未来要强力打击在韩专属经济区内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

　　事实上，长期以来，由于韩国警察扣押中国渔船的事件屡见不鲜，韩媒一致用“海盗”来形容中国渔民，即使每年被韩国扣押的上百艘中国渔船中，大部分渔船拥有韩国有关部门颁发的许可证。

　　自我安全保护的盲点

　　中国渔业互保协会有关人士曾向《国际先驱导报》介绍，目前在韩日专属经济区产生的渔业纠纷，偶有非法无许可证捕捞的案件，大多数情况下是“技术违规”。

　　“技术违规”一般包括，捕鱼用的网眼，或者鱼捞日志不符合规定等等。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杨林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中国渔民在进行作业时往往自我保护意识不够。“他们大多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基本上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作业时比较被动、比较盲目。”

　　“被动”和“盲目”特别体现在被外国执法人员发现于专属经济区“非法”作业时。

　　2008年9月，据韩媒报道，韩国海洋警察署一艘舰艇在盘查“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时，该舰艇4名海警遭到中国船员监禁，并被殴打致伤，最后以“交换人质”方式获释。

　　另在前不久日本先扣押后释放中国渔船一案中，据称当时日方用中文指令要求渔船停下，但渔船未听从，巡逻船追逐了约4个半小时，双方在一处岛屿西部发生碰撞，最后中国渔船才不得不停船。

　　“越抗拒，对方使用的方式可能越粗暴。从另一个方面，也显示出中国渔民法律意识的淡薄。”一位从事多年渔政事业研究的教授表示。

　　据曾被外国海警扣押的中国渔民介绍，发生冲突后，他们往往被要求在自己看不懂的法律文件上签字，“都看不懂，更别说保护自己权益了”。

　　目前，中国沿海多个省份已经开展对渔民进行法律法规的知识培训。在舟山等地，渔民远洋捕捞之前需要参加当地组织的关于外国法规的考试。不过，在有些村镇，由于渔民流动性较大，参加知识培训的村民往往不是出海捕捞的渔民，这使得仍有不少渔民处在自我安全保护的盲点上。

　　赶海路上几多愁

　　在不同的海域中，渔民们面临着不同的烦恼。本报记者聆听了几位普通渔民的赶海经历，他们的讲述，或可为我们了解中国渔民的真实处境打开一扇窗。

　　南海渔民：外国军舰追逐下的冒险

　　和外国军舰“交手”的结果，常常意味着一个渔民家庭从小康瞬间掉入赤贫

　　11月初的海南略有寒意，为了在农历新年前能满载而归，陈则波紧赶慢赶地给他的渔船“琼海03026”号准备渔具、柴油，以及食物和淡水。一切准备好，他便要带领20多名渔民兄弟，开拔驶向蔚蓝色的大海——潭门人的“祖宗地”南沙。

　　面色黝黑的陈则波正值壮年，但在潭门镇，45岁的他算得上是一位“老”渔民了：13岁随父兄出海捕鱼，22岁成为船长，曾多次前往黄岩岛附近海域捕鱼。在30多年的出海生涯中，他风雨无阻，外国舰船、军警……在海上遇到多少次危险自己也记不得了。但无论风险多大，他始终坚持一年4个航次到南沙捕鱼。

　　有人称陈则波他们为“耕海人”，意指这些渔民出海犹如农夫耕田，悉心呵护着，绝不荒废一寸土地。

　　两次被抓

　　作为土生土长的潭门人，陈则波的祖业就是到南沙捕鱼，“没有人能比我们更了解南海，这里的渔民从小就出远海。”陈则波说，祖辈们留下了丰富的航海经验，教会他们如何驾驭、躲避狂风巨浪，但有一种风险是祖辈们从没遇到过的，这就是因捕捞与周边国家发生摩擦。

　　潭门渔民一般都比较爱抓星斑、石斑、苏眉、龙虾等鱼虾，数量多质量也好，市场上能卖到上百元一斤，有时候一个航次就能挣上几十万元。但这些珍贵品种只有礁盘的泻湖里才能抓到，而南沙45个岛礁被周边国家侵占，于是生产风险大大增加。

　　陈则波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捕鱼，他说，“菲律宾的军舰是从1990年开始在黄岩岛附近出没的，他们一旦发现中国渔船，就实施抢劫，上来就把我们赶到船头，然后抢东西，谁反抗就打谁，潭门很多渔民都被外国舰船驱赶、抓扣、拘押过。”

　　“我出过两次国，都是被抓去的。”第一次被抓，是1997年在黄岩岛北面海域，当时和他一起被抓的共4条船，60多人，“全部被带到了菲律宾，关了5个多月。前两个月在监狱里，老是有人生病，后来就把我们看管在自己的船上。等到释放时，我们船上价值十几万的打鱼工具、导航系统全都不见了。”

　　又过了一年多，1999年，仍然在这个海域，陈则波的渔船再次被菲律宾军舰发现。一想到在菲律宾蹲监狱的日子，陈则波掉头就跑，不过时速只有“七八节(海里)”的小渔船哪里是对方军舰的对手?很快，他就被追上，铁甲军舰冲上来，把陈则波60吨的渔船撞沉，一船人全掉进海里，被菲律宾海军捞上来后又抓去关了几个月。

　　无论是船被抓扣还是被撞沉，渔船上的家当都“在劫难逃”。所以，和外国军舰“交手”的结果，常常意味着一个渔民家庭从小康瞬间掉入赤贫。

　　不能失去“祖宗地”

　　中国渔民在南海捕鱼付出的巨大代价，从数字上看会更直观。据农业部南海区渔政局不完全统计，1989年至2010年，周边国家在南沙海域袭击、抢劫、抓扣、枪杀我渔船渔民事件达380多宗，涉及渔船750多艘、渔民11300人。其中，25名渔民被打死或失踪，24名渔民被打伤，800多名渔民被抓扣判刑。

　　即使这样，陈则波们闯海的劲头也丝毫没有消减。“不管他们抓我几次，只要放我回来，我还是会去的。”陈则波坚定地说。

　　潭门渔民中威望最高、年逾7旬的渔民协会会长麦邦奋说，潭门的渔民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接受一种观念：渔民去南沙出海捕鱼，是最基本的保护祖国海域的办法。他诙谐地描述潭门渔民：“他们性格倔，一个个都好像会说话的牛，拉不回来。南沙就是潭门人的‘祖宗地’，谁都不想断送在自己手里。”

　　中国政府也是从90年代开始给予渔民补贴，按照每艘船出海时间和马力大小，补助一定的费用，包括柴油费和出海费，算总账，基本能占到总成本的1/4。

　　2009年以来，农业部南海区渔政局派出中国渔政311、303船开赴南沙海域为南沙渔船护渔。截至今年9月底，已派出10多艘次渔政船开赴南沙西南部渔场开展“贴身式”伴航护渔，并先后与印尼、菲律宾、越南等国22艘次武装舰艇正面较量和对峙，7次现场解救被周边国家抓扣的我国渔船12艘、渔民100多人，掩护500多艘次渔船安全生产。

　　虽然在浩瀚的南沙海面，渔政船能覆盖的海域仅5万平方公里。但对陈则波们来说，出海的底气更足了。

　　黄渤海渔民：“黄金渔场”划归韩国之后

　　“韩方现在的执法检查越来越严格，对网具网目的尺寸规定、渔获量记载数目、作业日志填写等的检查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罚款是常有的事情”

　　眼下，正是黄渤海区渔民出海捕鱼的黄金季节。

　　从6月初到9月1日中午的禁渔季一过，黄渤海重新开渔，憋了三个月的渔船千帆竞发，景象蔚为壮观。但对于老韩来说，壮观景象的背后亦充满了艰辛。

　　捕鱼指标“比考公务员还难”

　　威海渔民老韩有五艘渔船，两艘小马力的渔船通常在国内近海作业，三艘大马力的渔船除了在近海作业之外，每年还参与赴韩国专属经济区捕鱼的资格竞标。

　　2000年8月，《中韩渔业协定》签署，并于次年8月正式生效。根据协定，威海渔民部分传统作业渔场列入协定水域管理，目前已过渡为韩国专属经济区——这里曾经是威海渔民作业的“黄金渔场”。

　　老韩说，协定是人为的东西，鱼儿可不认协定。黄渤海禁渔的季节里，大批鱿鱼在黄渤海水域成长活动，等到了秋天开渔的时候，这些鱼儿就往东游走了。在《中韩渔业协定》签署之前，威海的渔船可以自由出入这些水域，“游走就游走，无非是多耗几个油钱”。

　　可如今，进入这片渔场捕鱼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前些年，国内资源好的时候，政府要做工作才有渔船申请赴韩入渔资格，可这几年，国内近海资源不理想，威海几乎所有的大马力渔船都提出赴韩入渔申请，平均10艘船能申请到1个指标。到自己的传统渔场去捕鱼，比孩子考国家公务员还难。”

　　难归难，老韩这几年每年都会参与竞标。他的运气也比较好，这两年都申请到了入渔资格。

　　“罚款是常有的事”

　　一去作业，老韩前后待的时间大约要半年，分别是黄渤海开渔后的10月15日至12月31日，以及次年的1月15日至4月15日。

　　他感慨说，由于在韩国专属经济区的渔船越来越多，韩方准予中国渔船进入的船只数和渔获配额越来越少，所以在这里捕鱼，远不如10年前那么自由自在。“韩方现在的执法检查越来越严格，对网具网目的尺寸规定、渔获量记载数目、作业日志填写等的检查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罚款是常有的事情。”他说。

　　韩国专属经济区并不是老韩涉外捕鱼的唯一目标。2004年，为了给更多的大马力渔船找到生计和出路，朝鲜东部海域项目“应运而生”。现如今，朝鲜东部海域已经成为威海市远洋渔业中渔船最集中、产量和产值最高的渔场。

　　“相比西南大西洋鱿鱼钓、东南太平洋鱿鱼钓等远洋捕捞项目，朝鲜东部海域项目的优势十分明显。”老韩介绍道，一方面，这里距离国内近，渔船两天即可达到作业海域，渔船为国内近海双拖网渔船，无需投入大量资金，项目实施相对简便;另一方面，朝鲜东部海域鱿鱼资源比较丰富，渔船多数情况下可以获得较好的效益。

　　不过有时天不遂人愿。 “今年朝鲜东部海域的鱼汛就远不如去年。”老韩遗憾地说。

　　转产之路上的期待

　　相比老韩，老丛就没有这么幸运。

　　“这两年我一直没有渔船中标赴韩入渔资格。说句心里话，过去常常去的渔场，现在成了韩国专属经济区，想去去不了，心里憋得慌。”眼下，已经在海上飘了20多年的老丛正在考虑转产，从捕捞转到养殖上来，离港上岸。

　　“我希望国家在引导渔民转产上加大力度，现在种粮有粮补，海水养殖却没有补贴。”老丛说，“建议国家尽快将养殖机械和海水养殖良种纳入农机购置和良种补贴名单，这样，渔民的转产之路会走得更顺一些，对传统黄金渔场的依赖也会减少许多。”(注：应被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

　　一家之言：大国当为渔民谋

　　作者 潇湘晨报周东飞 本报特约评论员

　　沿海渔民的“失海”困境，远洋渔民的担惊受怕，都在提醒我们，是时候来关注这些蓝色国土上的国民了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中国不仅是传统的大陆国家，也应当被视为海洋大国，在960万平方公里的黄褐色国土之外，尚有300万平方公里的蔚蓝色国土。当中国的舰队驶往索马里海域护航的时候，有评论说一个大国终于开始向浩瀚无边的蔚蓝进发。其实，海洋意识更应是一种自觉内省的结果，当海洋权益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我们再也无法以大陆之国的传统心态来漠视蓝色疆土上的一切。

　　绝大部分人对于渔民的生活并不熟悉，如果说农民是在耕作褐色国土，那么渔民就是不折不扣的共和国蓝色国土的耕作者。他们不仅向全社会出产和输送各种海产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蓝色疆域的见证者。可惜，我们对他们并不熟悉，并不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有时候他们会成为新闻的主角，比如因为跨界捕鱼的纠纷被邻国处罚。尽管如此，对于大多数同胞而言，我们仍然不明就里。更不用说，沿海渔民的“失海”困境，远洋渔民的担惊受怕。作为一个大国，已经是时候来关注这些蓝色国土上的国民了。

　　制度管理需要改革

　　大国当为渔民谋，在梯子的第一个台阶上，应该是为沿海渔民谋生存的问题。沿海渔民的生存危机，是中国经济社会格局重大变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沿海渔业资源的掠夺式捕捞，对沿海水域的污染，使粗放式发展不可持续的结局更早地呈现出来。开辟航线、修建海港、通讯运输管道建设等海洋开发如火如荼，但是渔民在这一过程中一直作为被动的避让者，而没有获得足够公平的补偿。资源的萎缩使得渔民的退出与转岗成为无奈的选择，但是由于渔业的特殊性，渔民上岸的难度要远远大于农民进城的难度。

　　以上种种乱象的治理，需要国家和政府层面的发力，尤其是在制度供给方面。与土地承包权、林权等改革比起来，海域使用权的概念要陌生得多。但是，对于保护沿海渔民的利益而言，产权的确立与保护是更为根本性质的措施。渔民对于海域使用权的拥有，意味着海洋开发需要从他们手中获得产权的转让。如此一来，海洋开发的成果才有可能顺理成章地让渔民分享。与沿海污染的触目惊心相比，渔民损失的可诉性基本上停留在无法可依无例可循的状态。以康菲在渤海制造的溢油事故为例，目前最乐观的说法也仅仅是沿海的养殖户要求赔偿，毕竟他们的损失有据可查。然而，靠捕捞为生的渔民怎么办?他们的损失又有谁来过问?民事诉讼法修改已将公益诉讼制度加入其中，但是海洋污染事件中如何保证对渔民的补偿仍需更细致的界定。

　　整合力量提供服务

　　大国当为渔民谋，在第二个台阶上，应当是为近海渔民谋利益。在东海、黄海、南海，中国渔民的捕捞海域近年来不断被压缩。这其中固然有一些是渔业线划定方面的原因，但是在南海等区域更多的却是邻国为着某些图谋不断骚扰我渔民正常作业的事实。如此看来，我国渔民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有的是经济纠纷，有的却包含了领土利益等更为复杂的成分。

　　对待正常的渔业纠纷，我国政府职能部门应当及时介入，确保纠纷依照双方均认同的原则尽快解决，使我国渔民的经济利益、人身权益不受侵犯。同时，可以加强对在近海从事捕捞作业的渔民的培训，使他们具备自我保护的法律知识和相关技能。

　　对于我国渔民正常作业遭受骚扰的情况，相关职能部门应当整合力量，避免“九龙治海”各自为政的弊端，组建能够快速反应和提供有效保障的护渔专门队伍，确保中国渔民能够自由地在属于自己的蓝色国土上劳动和收获。从某种程度上说，渔民在海洋疆土上的存在与活动，是证明领土权属的最有力象征，国家有理由为自己的渔民提供足够的保障。

　　给中国渔民一个安全的港湾

　　大国当为渔民谋，第三个台阶应当放眼世界，为远洋渔民谋安全。既然是海洋大国，就必须要有走出去的勇气，这份勇气背后的底气，只能来自一份厚重的国家承诺。国家的责任之一，是要保护每一个公民的安全。当中国渔民远涉重洋在风浪中承担了一个大国的海洋梦想时，这份安全的保障不应缺位。无论在地球的任何地方，包括中国渔民在内的中国公民，只要遭受到不法侵害，国家都应当运用外交的、法律的，直至像索马里护航那样的军事手段，对侵犯者给予棒喝。应该让所有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划定一个禁区，“侵害中国公民者，虽远必究。”

　　国家对于渔民群体的呵护与救济，由近及远，形如波浪，这样一个权利的确认过程，同时也是海洋意识的复苏过程。大地丰饶，海洋广袤，我们的国度应当拥有万世所未有的宏大气象与博大胸怀。关心我们的蔚蓝疆土，不妨就从关注这疆土上长久未得到足够关注的渔民开始。

　　远洋捕捞者：为生计，想造船走更远

　　由于风险高，自身渔船远洋能力有限，邱谷儒们不像海南一些专门从事远洋捕捞的企业，能一口气跑到南太平洋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 (微博)发自北京 在海南出生长大的渔民邱谷儒，1986年起开始出海打渔，至今已在海上漂泊了20多个年头。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年经历了海上的风风雨雨，“什么事没见过?!”

　　上世纪80年代时，邱谷儒经常和同伴去南沙远洋捕捞，“随便出一次海就是几百斤鱼，也没有人骚扰我们”。唯一令大家担心的，就是天气。在南沙，经常遇上台风，邱谷儒们的渔船大多装备落后，容易被台风打翻。

　　“我们的渔船吨位都在50吨以下，抗风能力低于12级。当时又没有天然避风港，所以一旦遇到大的台风，渔船就得赶回家，但这也最少需要两天时间。”邱谷儒已经不记得有多少次遇到台风的经历，他曾经亲眼看过有渔民被打落在大海里。

　　进行远洋捕鱼，邱谷儒最担心的就是生病，“我们得向渔政部门或海军求救，然后用渔政船或就近租用渔船，转运到西沙的水警区医院或海南岛治疗。以前最起码要两天两夜才能将病人送回海南岛，等到岛上人早就没了，现在条件要好一些，渔业部门也正在建设西沙渔业综合补给基地。”

　　对邱谷儒这些“老”渔民来说，捕鱼方式有多种，其中最常见的是放网捕捞、钓鱼，还有一种是潜水作业，其中以最后一种风险最大。潜水捕鱼简单地说就是戴着一副潜水镜和呼吸管，潜到水下十几米或者30多米的礁石上，把吸附在礁石上的龙虾、螃蟹等海产品抓上来。由于水的压力变化，人浮上水面后，原来溶解于人体液中的氮气会变为气泡，容易引起眼球出血、耳膜破裂;如果空气进入血管形成气泡阻塞了脑血管，就会引起中风，甚至导致死亡。邱谷儒和同伴们没有氧气瓶，没有潜水服，更没有减压仓，有时甚至没有潜水手表，不知道自己已经下潜多深。

　　“为了抓一只鲍鱼，可能一辈子都得躺在床上。在我的家乡，现在还躺在床上不能下地的，就有两三个渔民。”邱谷儒说。

　　由于风险高，自身渔船远洋能力有限，邱谷儒们不像海南一些专门从事远洋捕捞的企业，能一口气跑到南太平洋。

　　他观察了周围进行远洋作业的渔民，“能赚点钱的只有30%左右，40%的人会亏损。”现在，他最大的心愿就是造新船、造大船，以便可以行驶到更远的海域，谋得更多的生计。

　　“但这至少需要100多万元，我们自己是造不起的，从银行贷款又很困难。”邱谷儒边想边说，他还在等待政府能出台一些政策，圆他的造船梦。

　　不同海域渔民的“烦恼”

　　黄渤海：环境污染引起的水域渔业功能退化，海洋工程作业冲击海水养殖业;

　　东海、黄海专属经济区：传统作业渔场缩减，国家之间存在管理制度和执法措施上的差异，以及传统作业习惯的影响;个别渔民冒险在日本、韩国管辖水域内违规生产，造成涉外渔业事件;

　　钓鱼岛周边海域：日本方面非法干预;

　　南海：菲律宾、越南等国非法干预。此外，台风等自然灾害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