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渔业资源日渐枯竭 可持续认证体系却难进国门

与自然渔业资源枯竭相伴随，中国在近20年间崛起成为全球水产养殖第一大国。2010年，中国以3673万吨水产养殖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并占世界水产养殖总产量的61.4%。但中国水产养殖业呈现小而散格局，恶性竞争严重，水产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

中国食品网讯：

　　中国近海几近无鱼可捕。曾经的四大渔场——渤海、舟山、南海沿岸和北部湾——早已空有其名。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2012)》，目前中国的水产品总量中，自然捕捞仅占30%左右。

　　与自然渔业资源枯竭相伴随，中国在近20年间崛起成为全球水产养殖第一大国。2010年，中国以3673万吨水产养殖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并占世界水产养殖总产量的61.4%。但中国水产养殖业呈现小而散格局，恶性竞争严重，水产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

　　在中国之外，全球的自然渔业资源也不乐观。

　　前述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称，目前世界范围内57%的鱼类种群已经充分开发，另有29.9%的种群已遭过度开发，亟需采取严格的管理计划来恢复其可持续生产能力。

　　近几十年来，发展可持续水产品的理念，逐渐成为一些发达国家的水产业界共识。一方面，定量、定时、定种类，有控制地捕捞野生水产品，保持其种群的可恢复性;另一方面，发展健康而安全的水产养殖业，同时尽力避免养殖对海洋生态和环境构成影响。

　　上述理念最终演变为数个完善、易用的标准认证体系。在欧美的一些超市，消费者可以买到带有“MSC”“BAP”等字样标签的产品，这些标签代表了这些产品的捕捞和养殖过程，不会对已经濒危的海洋生态和物种资源造成伤害。

　　显然，无论是自然渔业捕捞，还是水产养殖，中国都亟需引入与国外水产品可持续认证类似的理念。

　　但现实困境之下，“MSC”“BAP”进入中国的路途异常艰难。有观点认为，上述国际认证并不适用于中国现状。问题是，中国至今也并未发展出自己的可持续水产品认证体系。[pagebreak]

　　消失的渔获

　　“海洋里的渔业资源很可能是取之不尽的。”1883年，英国皇家学会主席汤玛斯·赫胥黎在当年的国际渔业展览上这样宣称。赫胥黎当时认为，所谓“过度捕捞”和“鱼种灭绝”在科学理论上是不可能的。

　　仅仅用了100多年，人类用不断革新的捕捞技术和飞速增长的食品消费能力，将上述论断完全推翻。因人口众多、过度捕捞等原因，中国海域和内陆水体成为典型。

　　上世纪50年代，中国浙江沿海的大黄鱼数量丰富，由于捕捞量过多，缺少冰库保存，当地政府曾经号召大家购买“爱国黄鱼”。如今，野生大黄鱼的捕捞量几乎为零。

　　上世纪80年代，渤海三湾——山东的莱州湾、天津的渤海湾以及辽宁的辽东湾，尚是中国的黄金海洋渔场，有鱼盆、虾盆及聚宝盆之称，海产品产量占全中国海产的40%强。此外，渤海充当了黄海、东海相当数量水生动物的产卵场，但近年来鱼虾难觅。

　　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原副厅长、巡视员王诗成告诉财新记者，在莱州湾，接近三分之二的海洋生物品种灭绝;那些尚未灭绝的品种，种群数量也呈几何级数锐减。

　　上世纪70年代仅莱州湾就年产对虾1.6万吨，但从1993年开始，渤海对虾就形不成虾汛，最少的时候野生对虾年产仅800吨。

　　在中国第一大江长江，大量物种灭绝，空江危险已悬于当头。昔日的长江三鲜——刀鱼、鲥鱼、河豚中，前者几近灭绝，后两者已多年未见踪迹;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鳙鱼数量大幅下降。

　　世界许多其他水域也不乐观。

　　在大西洋，曾经可以用小渔船和鱼叉捕捞到的蓝鳍金枪鱼几乎绝迹，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已经将该鱼列入“极危级别”(Critically Endangered)物种名单。

　　自然资源减少使人类对水产品的需求转向水产养殖。目前，养殖业供应了全球约一半水产品。然而，飞速增长的水产养殖业正不断地给自然资源施压。

　　预防疫病的鱼用药物残留、养殖场的排泄物和饲料残渣会造成污染，使得养殖场附近水域富营养化程度上升，养殖的外来品种还会带来跨境疫病和物种入侵的风险。

　　发展可持续水产品，被认为是过度捕捞和养殖污染的解决途径。

　　尽管相关认证推广不过十几年，可持续水产品已逐渐在欧美等地的发达国家民众中流行开来。一些民间公益组织，则研究设立了多个可持续水产品的认证标准体系。[pagebreak]

　　可持续认证

　　2005年，国际零售连锁企业沃尔玛开始要求采购商在全球采购虾类产品时，生产商必须满足“BAP”标准要求，并通过认证。零售业巨头的带头作用，让欧美市场开始青睐带有“可持续标签”的水产品。至今，又陆续有数家大型零售商加入使用和售卖可持续水产品行列。

　　“BAP”全称为最严谨的水产养殖规范(Best Aquaculture Practice)，是由美国全球养殖联合会(GAC)指定的水产养殖方面的规范标准。

　　在具体操作上，“BAP”认证检查事无巨细，不但经常派第三方人员前往生产现场取样检验，还要求生产企业建立全过程的可追溯性记录，还会就养殖业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作出评价。涉及评价的项目包括是否破坏了生态多样性，是否影响红树林的保持，养殖场污染物、沉淀物管理等。

　　除了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方面的考虑，“BAP”认证亦对进一步审查养殖场的操作规章制度，对于保证劳工安全和遏制第三世界国家常有的童工现象等有所涉及。

　　自2000年以来，美国的“BAP”认证逐渐成为最广泛使用的两种认证体系之一，与“MSC”认证平分秋色。总部设在英国的海洋管理委员会(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简称MSC)所设立的《可持续渔业原则与标准》还包括了野生捕捞行业的认证。

　　当然，上述认证体系在起到保护水生物种群、保护水体环境作用的同时，本身并不完美。

　　可持续渔业伙伴组织中国项目官员韩寒告诉财新记者，由于水产业养殖门类众多，一种标准认证体系往往无法涵盖所有种类。并且，目前尚没有政府强制推行此政策，对可持续水产品的选择全凭采购商的社会责任和消费者的道德选择，驱动力不足。

　　认证难进中国

　　理论上，全球第一大水产养殖国中国，应是可持续水产品认证最大的市场。但事实并非如此。

　　截至2011年6月, 拥有养殖业巨大基数的中国仅有38家水产加工企业以及数十家对虾、罗非鱼养殖场通过了“BAP”认证。尚无一家企业通过更加严格的“MSC”认证。

　　申请认证所需要花费的成本，是国内企业在此认证标准前却步的主要原因。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水产业内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目前养殖行业利润本来就不高，一旦申请可持续认证，追加的投资将成为养殖业者沉重的负担。

　　中国惟一正在申请“MSC”认证的水产企业大连獐子岛渔业公司副总裁蔡建军向财新记者表示，国外的认证不好“糊弄”，若想达到“MSC”认证的标准，企业除了要恪守相关准则，还要从最基本的流程和制度着手改造，并且完善每个环节的记录，彻底改变管理方式。

　　獐子岛公司的认证程序已经走了两年，通过了预评审，目前仍在长达一年的公示期中。这两年，欧债危机严重影响了公司的对欧出口，但蔡建军仍然认为，申请“MSC”认证是值得的。

　　蔡建军认为，中国目前的食品安全信任危机中，部分有条件的企业追逐“洋认证”，在国内市场更容易获得口碑。“与国内其他食品企业申请欧盟、FDA认证的动机类似，申请‘MSC’认证也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品牌差异性。”

　　然而，多数国内养殖业和捕捞业的散户们却还在原地踏步。韩寒表示，这些散户生产经营水平规模参差不齐，原料产品流通渠道多元，以工业化生产为基础的国外认证并不适合他们。中国的渔业部门应该适时引入甚至发展自有的可持续水产品认证体系。

　　也有业内人士对中国发展可持续渔业表示悲观。“先把拖网、电鱼等非法捕捞以及养殖业滥用鱼药等问题解决，才是最实际的。”该人士认为，做出口的大企业也许已经走在了前面，而中国大多数水产捕捞和养殖的散户都还不具备要求“可持续”的条件。■